华为人撬动垄断中国通讯市场,以巨大中华崛起,从此不再受制于人

华为人撬动垄断中国通讯市场,以巨大中华崛起,从此不再受制于人

第五节 “巨大中华”的崛起

在华为人为撬动垄断中国通讯市场的“七国八制”呕心沥血时,国内的其他厂商也在为同一目标而努力,正所谓“吾道不孤”。

以“巨大中华”为代表的国内厂商的崛起,彻底扭转了进口设备控制国内市场的格局,中国人从此不再受制于人,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产品、更好的服务。

“巨大中华”的说法,是由当时担任信息产业部部长的吴基传首创的。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后期,中国通信市场呈喷发之势,本土力量应运而生,而发展最快、实力最强的几家企业巨龙通信(简称“巨龙”)、大唐电信(简称“大唐”)、中兴通讯(简称“中兴”)、华为技术(以下简称“华为”),头一个字联起来刚好是一个既朗朗上口又非常响亮的名字——“巨大中华”。

“巨大中华”一直在市场上寻找着突破口,最终它们不约而同地抓住“农话”的发展契机,选择了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道路。当时国外厂商错误地估计了中国农村市场的潜力,在他们看来,中国农村经济落后、利润太小,拓展农村市场利润空间不大,所以他们的目光只集中于城市的大单。在“巨大中华”的带领下,国内企业抓住这一缝隙,迅速收复“失地”。因为国内厂商的崛起,竞争日益激烈,国内程控交换机价格急剧下降,价格从每线300~400美元降到50美元。在“巨大中华”的带领下,中国通信行业异军突起,一举夺回了“半壁江山”。

随着万门机的研发成功,“巨大中华”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技术和品牌。它们突破了国外厂商的重围,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。从此,通信行业形成了“巨大中华,四柱擎天”的格局,长期在中国“横行无阻”的“七国八制”彻底成为历史。

当年四大通信巨头“巨大中华”一度称雄南北,而且实力不分伯仲。虽然从成立的时间上看,中兴和华为要远远早于巨龙和大唐,但实际上,论政策资源和技术实力,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位于北京的巨龙和大唐都优于位于深圳的中兴和华为。成立于1995年的巨龙由数家国有企业发起,目的是推动中国第一台万门程控交换机HJD04-ISDN(以下简称“04机”)的产业化。04机早在1991年由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研究人员邬江兴主持研发成功,基本上汇集了早期中国交换机领域的最高成就。大唐尽管1998年才正式成立,但其前身是1993年从邮电科学院分拆出来的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,这个研究院有40多年的历史,技术实力雄厚,国家也给予了它最大的扶持,在成立当年的10月便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。中兴虽然有国有企业的背景,但是国家并没有实际的资金投入,华为则是“巨大中华”中唯一的私营企业,因此,中兴和华为基本上都是白手起家。另外,两家企业的创始人侯为贵和任正非都没有通信行业的经验,在技术方面更没有任何现成的资源。

然而,沧海桑田,蓦然回首,不知不觉中“巨大中华”已是风云变幻起。因为体制、技术、产品、规划等方面的原因,“巨大中华”的命运截然不同。巨龙由于管理失误,已经悄然衰败,大唐这些年也呈现颓势,华为、中兴继续举着中国本土企业的旗帜前行。

有人说,中国通信市场从起初阶段开始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“国际市场”,因为在中国通信市场启动之初,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电信巨头的身影就已出现。从“七国八制”圈地上争得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,到如今即将到来的5G时代,中兴、华为已然获得相对强大的话语权,“中华”上演的后来居上的历史,不正是一部中国公司与跨国巨人边学习、边竞争的历史吗?

正是因为有了在“国际化竞争”中积攒的丰富经验,2000年之后,“中华”才能顺利地转战海外,一路挥戈,在世界通信市场攻城拔寨,所向披靡。今天的华为、中兴销售收入已经大部分来自海外市场,已成长为真正的跨国公司。

我们不能忘记“中华”崛起的隐喻——只有在一个足够开放、能够充分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,中国企业才能一步步成长为能与国际巨头一决高下的大型企业。中国企业也只有充分地参与市场化进程,在经营管理、企业文化、制度架构上持续改革与创新,才能保持恒久的活力。